聚焦聚力,变革创新——NDPE学术年会圆满闭幕

发布时间:2017-03-15浏览次数:104

  311日,“聚焦聚力,变革创新——中国药科大学国家药物政策与医药产业经济研究中心(简称NDPE,下同)”学术年会在北京广电国际酒店隆重召开。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技术总师、NDPE主任桑国卫院士,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会长、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邵明立教授,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党组成员朱宏任总工程师,中国药科大学校长、NDPE常务副主任来茂德教授,NDPE研究员及来自国家食药监总局、国家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国家卫计委药政司、国家人社部医疗保险司、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国家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保研究会、江西省人社厅、甘肃省人社厅、上海市人社局、中国药学会科技开发中心、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与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康缘药业、复星医药、辉瑞、罗氏制药、诺华制药、阿斯利康、常州四药、圣和药业、常州方圆等企事业单位代表及NDPE项目研究员共160余人参加了本次年会。

年会开幕式由NDPE副主任、原中国药科大学校长吴晓明教授主持。开幕式上,NDPE常务副主任来茂德教授首先总结了NDPE自成立以来的主要学术活动及课题研究情况。随后举行了NDPE高级研究员及研究员聘任(续聘)仪式。之后桑国卫院士围绕NDPE的未来发展方向和重点研究领域发表了重要讲话。桑院士指出,中心应当举办有针对性的高端学术研讨会、国际交流活动,提升国际影响力,并深入聚焦国家药物政策与医药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及相关热点问题研究,努力成为高质量的、服务国家重大决策的新型智库。中心应当围绕医药创新的顶层设计和生态系统展开重点研究,为推进“健康中国”和“医药强国”建设发挥更大作用。

开幕式后,进入大会主题上午专家报告阶段,。专家报告由NDPE执行副主任邵蓉教授主持。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NDPE执行副主任宋瑞霖、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处长黄心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法制司巡视员刘沛、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品消费司副司长吴海东、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方来英、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NDPE执行副主任邵蓉教授分别就《推动我国医药创新的政策思考》、《医疗保险药品管理政策的现状及思考》、《<药品管理法>修订工作的具体思路和工作进展》、《我国医药产业政策现状与思考》、《医药卫生政策方面的发展与思考》、《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新政解读》六个主题进行了专题报告。

年会下午,NDPE20多位部分研究员及参会嘉宾围绕“创新药物上市前政策环境之审评审批政策、创新药物市场准入政策环境之医保支付政策、创新药物市场准入政策环境之药品采购政策、创新药物产业政策环境之医药强国路径探索”四个专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本次年会的成功举办为医药卫生领域的广大专家、学者、业界同仁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搭建一个高起点、高层面的学术交流平台,也为NDPE进一步聚焦国家药物政策热点问题研究,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智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药促会宋瑞霖会长:推动我国医药创新的政策思考

宋瑞霖会长首先从美国、欧洲、日本历年批准的新药数量、新分子实体和生物创新药数量等几方面分析了日本医药创新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开放-模仿-改良的创新战略。随后,宋会长着重从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历年批准的“First-in-class”创新药的数量方面分析了我国药物创新能力在全球中所处的位置。他认为,在桑委员长的领导下,“中国新药重大专项”取得了丰硕成果和重大突破,中国药物创新速度及能力明显提高,距离国际先进水平并不遥远。与化药相比,生物制品的创新速度更为明显,特别是在疫苗很多领域,我国的研发水平是引领全球的。宋会长预言,我们国家的First-in-class不一定是未来10年的事情,可能未来5年内就会出现。最后宋会长提出,应当秉承桑委员长在国际药学联合会大会上(FIP)提出的“药物创新要以患者为中心”的主导思想,从药物的研制目标、审评审批政策、进口政策、医保政策招标采购政策等药品生命周期全链条改革创新政策,构建环境友好型的创新药物政策环境,全面推动我国医药创新快速发展。

  

国家人社部黄心宇处长:医疗保险药品管理政策的现状及思考

黄心宇处长以2017年版“国家医保目录”的出台为契机,从范围管理、行为管理、价格管理和费用管理四个方面,总结了我国医疗保险药品管理政策体系的现状。具体来说,在范围管理方面,医保目录的调整始终遵循着适用范围逐步扩展、覆盖范围逐步扩大、用药水平逐步提升、使用管理逐步科学的方向;在行为管理方面,医保将持续探索如何加强对医疗机构用药行为的监管,并尝试用事前提醒、事中监管、事后处理的全过程智能监控系统,替代原始的科学水平较低的抽查监管;在价格管理方面,医保始终坚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要成为价格的“引导者”而非“制定者”,并通过医保支付标准和药品谈判准入引导药品市场价格的合理形成;在费用管理方面,将大力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推行总额控制下的总额预付、按病种支付等多种支付方式,并以此影响医生的用药行为,控制药品费用。此外,黄处长还针对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未来国家医保工作重点与我们分享了三点思考。其一,医保目录的定位,如何从原来强调“只能使用”的限制性目录向强调“有权使用”的保障性目录转变;其二,医保的管理方式,如何将基金预算、费用控制等宏观调控手段和支付范围、技术标准管理等微观调控手段有机结合,全面提高医保的管理水平;其三,医保药品管理,如何改变过去“被动买单”的窘境,使医保从药品使用上游环节开始介入而实现“全流程参与”。

  

CFDA刘沛巡视员:《药品管理法》修订工作的具体思路和工作进展

刘沛巡视员首先对《药品管理法》的必要性做了简单阐述。她指出,在当前我国医药产业高速发展的形势下,2001版《药品管理法》在制度设计上与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有一定差距,在立法理念上与现在的机构和制度改革相比有些滞后,在管理手段方面已经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尽快完成《药品管理法》的修订已经成为全行业共同企盼的愿望。当前,《药品管理法》的修订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具体条款在不断的讨论修改,但以下基本思路始终保持不变,即①遵守药品客观规律,如药品的全生命周期规律和基于风险-效益的审评审批原则;②着力解决实践存在的问题,破除监管障碍,如解决各部门的政策协同性问题等;③符合整体机构和制度的改革方向;④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使整个改革路径是“可绘制”的;⑤进一步明确各方主体的责任,尤其在临床试验和上市许可人制度这种涉及到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环节;⑥贯彻“四个最严”,保证各个环节的严格监管。

此外,刘沛巡视员提出要在设计条款时预留一些“接口”,以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保证《药品管理法》的前瞻性。其一,如何真正实现简政放权,即在取消一系列行政许可后,如何加强动态的过程监管;其二,如何将审评审批改革的成果体现在修法中;其三,如何细化药品全生命周期中各个环节的主体责任;其四,对于尚不能完全明确的概念及关系,如假劣药概念,药品上市许可人和生产者、销售者的关系,如何在法律中界定。

  

国家工信部吴海东副司长:我国医药产业政策现状与思考

吴海东副司长首先以翔实的数据阐明了医药行业在2016年实现了“十三五”的良好开局:2016年我国GDP增幅为6.7%,工业产值总增幅为6%,医药行业产值增幅为10.6%;与其他工业行业相比,医药行业增幅最快;医药行业主营收入和销售利润率持续增长,为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做出了贡献。吴司长认为,在过去一年里,医药行业效益较好、运行质量很高,为适应、引领、把握新常态带了好头。基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振兴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主线开展工作;把握稳中求进总基调,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等精神要求,吴司长给NDPE开展研究工作提出以下建设性建议:其一,加强把医药行业融入国家三大战略方面的研究;其二,加强引导企业练好内功方面的研究;其三,加强中国制造2025“1+X”规划系列研究。

  

北京卫计委方来英主任:医药卫生政策方面的发展与思考

方来英主任认为,当前医药卫生体制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在改革开放时期,医药卫生体制没有能够及时适应市场政策环境的重大变化。因此我们现在讨论的所有政策问题,都可以看做是对这种“不适应”的调整和纠正。而在这个过程中,方主任认为,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其一,取消药品加成。这项改革不仅仅涉及到简单的药价补偿这一个方面,其核心应当是如何重新建立医疗机构的财政供给体系。其二,建立医联体。医联体的建立与分级诊疗的推行紧密相连,它撬动的是医疗体系对社会服务供给的影响,实际是一次医疗服务供给体系的重构。其三,关于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当前对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概念并没有明确,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将现代企业制度应用在医院改革上缺乏一定科学性,“院长职业化”的推行也存在显而易见的硬件问题。其四,关于医疗保障制度和医疗体系。虽然国家“三保合一”的改革大趋势已经被广泛肯定,但以福建为首的地方探索却仍然存在较大争议。从总体来看,福建省对部门的权责分配方式和对医保体系的处理方式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中国药科大学院长邵蓉教授: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新政解读

邵蓉教授认为《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对药品生产流通使用领域的重要指导作用,还在于其体现了国家药物政策在国家宏观层面的协调推进,体现了医药行业不断改革与发展的决心与方向。

对于13号文的具体内容,邵蓉教授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一,

药品上市许可人制度(MAH)。邵教授认为《意见》中“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力争早日在全国推开”,意味着目前在十个省份的MAH试点,并不是在我国推不推的试点,而是如何推行的试点。药品上市许可人制度与现有管理制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扩大了许可持有人的范围,通过自行生产或促进了合同生产(/委托加工)促进新产品、新技术和已有产能对接的合法化,允许文号的易手合理转让、变更以及强调上市许可人在产品上市后对全部责任的承担,同时就药品上市许可人制度如何在中国顺利推进提出了相关思考与建议。其二,零差率政策。邵教授认为,零差率的推行使得医院的药房成为成本单位而非营收部门,导致新一轮的药房托管,甚至可能会意外撬动多年来试图推行而几乎无进展的“医药分家”,即将门诊药房从医院剥离并没有断绝医生和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甚至即使将门诊药房从医院分离,实现所谓的“医药分开”。邵蓉认为,即使实现了“医药分家”,也无法断绝处方和医院及开方医生之间的利益关系,对于通用名处方也只可能只是将这种利益关系从医生转移到药师身上而不是彻底根除。因此,并不能简单地将“医药分家”零差率看作是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断利”的救命稻草。其三,两票制。关于近期最热的“两票制”政策,邵教授认为两票制应当是借助市场力量对药品流通资源的高度整合,是我国医药流通行业的发展目标,需要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全国统一市场的信息化平台作为支撑,而不应在行政干预的力量的影响下强推,鉴于我国的幅员辽阔和流通现状,一定使得相关主体在下实现。而推行两票制的关键,在于理清药品流通过程中的“三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中的“信息流”中寻求生存对策,由“明”转“暗”,这与推行“两票制”初衷也不相符。其四,关于药师制度。药师立法工作需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两部门的包容并蓄,目前由卫计委主导,希望能对现有药师(执业药师)制度合理衔接,药师立法需要卫计委与国家食药监总局两部门从大局上包容并蓄。邵蓉认为药师制度应当专业的药师队伍建设可借鉴司法资格考试的管理方面的经验,式来管理在全国实行药师,即统一考试、分类注册。即全国统考,确定参考人是否具有成为药师的资格,然后针并对不同的岗位设置不同的药师职责要求,分类管理分类与注册、分类管理。

  

  

研究员合影